时间进入80年代末，我和老伴都已离休，俩人住着不算大的四室一厅房子，每天做饭、买菜、洗衣服、打扫室内卫生等家务活，也感到有些累。这时，大儿子提议：“你们年龄都大了，又不缺钱，找个保姆吧，你们清闲清闲，在家享享福。”听了子女的话，我和老伴商议后决定，家中继续用保姆。我虽已离休，但又被某杂志社聘任，老伴也还有一定的工作，我想有了保姆，就可以把家务活都交出去集中精力干我们的事。
说来也巧，这时家中来了一位姓田的农村客人。说到这位客人，不能不说到我们是怎么认识的。
那是20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期间，我们到辽宁省黑山县芳山镇乱石村去插队。当时，从城里下放到农村的干部，是按照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五月七日发出的指示，下放到农村，去进行劳动锻炼，改造思想的，我们这些被下放的人，被称为“五七”战士。当时，被下放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干部，数量很大，又称这些人为“五七大军”。有的农民简称我们为大军，或“王大军”“张大军”。我们这些“大军”都和当地的农民相处得很好，有些人回城后，也与许多农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，我家就如此。20来年中，我们去的那个村子的农民不管认识的，还是不认识的，凡是来沈阳为村里办事的，或者个人看病的，都到我家来落脚。大老远投奔你来了，当然就得热情招待一顿饭。有的一个人看病，带来两三个陪护人，外加一个向导，四五个人吃的不算，在我家住的时候，还得打地铺。有时，老伴还得向单位要车送这些农民去医院治病。我们越热情，来的人越勤。这次来的姓田的中年人，当年是生产队的青年电工，管我老伴称大爷，管我叫大妈。他这次来，也是找我们帮助他女儿找工作的。我们为了摆脱马路保姆市场带来的烦恼，顺便求他在村里为我们找一名可靠的保姆。没过半个月，他真的给我们送来一名中年农妇老王。
老王上岗第二天，我们大家吃过早饭后，她从厨房出来，急急忙忙进到屋，拉过一把椅子，放在我对面，右腿一跨，盘腿坐在椅子上，对我说：“我说，我的姐姐，我来可不是给你揍（做）活的！”这让我毫无精神准备，愣了好半天，也没明白她的意思，遂问了句：“那你是干什么来了？小田没向你说明白吗？”“说是说了，咱们队里人，谁都知道，老程（我老伴）大军两口子是热心肠，愿意帮助人，我这次来，就是想让你给我找个人家。”这次我才明白，她来是让我帮助找对象的，心里立刻紧张起来，赶忙问：“你丈夫没多少年了？”“10多年了。”“这么多年，在村里怎没找呢？”只听“啪！”的一声，见她双手一拍，煞有介事地说：“哎呀，我的姐姐，谁再走那一步，还找个刨‘土卡拉’的？”想不到，她的心还挺高，“那你想找个什么样的？”“你帮我找个老工人就行，我在家给他揍饭，洗衣裳。找的这个人每个月挣几百块钱就够花了。”我当时没有表态，只感到本来是求人找保姆，却是自己给自己找了麻烦。别看这老王人已50岁出头，长得又黑又瘦，心还挺俏。过了几天，她到街上，买了一件葱心绿的绸衬衣穿上，每天，我们上班，她在家没事，穿着那件葱心绿出来进去，东一趟，西一趟，邻居们都问我：“你在哪找这么一个保姆，一天穿件乍眼绿，不是上街，就是在大门口一站，也不在屋里干点活。”
老王还有一个毛病，让人非常尴尬。我们家客人比较多，我老伴的同事来家做客时，两个老头在一起谈话，我从不介入，可老王则不同，她双手交叉放在肚子上，往客人身旁一站，人家说三句话，她能插言两句。说五句，她接三句，弄得客人直皱眉头。因为是熟人介绍来的，我也不好多说什么。
又过了一些天，我看她整天象心里长草似的坐不安稳，越来越烦躁，就开始在本单位同志中间打听，又请老伴的同志帮她物色找对象。有一次，我到单位去开会，趁开会的人还没到齐，大家坐着闲聊，我问：“谁知道咱报社工厂的老工人，谁没有老伴？”有人问我“给谁找？”我将老王的情况做了介绍。没想到，一位同志取笑我：“你真是吃饱撑的，她一个农村来的半大老太太，你想介绍给谁？”我辩解说：“既然人家信任你，不给找一个，好象辜负人家的心意。”几个人同时反对，“你算了吧！”正在我犯难的时候，忽然，有一天，我路过我们居民委员会门口，发现窗上贴一则小“启示”：“本委代办婚姻中介”。我立即进屋登记，过许多天，无消息，我去问，人家说：“咱们委内的人，没有人找农村老太太。”很快，三个月过去，我为她忙乎的这件事，毫无结果。又过一些日子，老王终于按奈不住，操着黑山的土坷拉味，有点不满地说：“我说，我的姐姐呀，我让你办的那事，也没个头绪，我得走了。”她还告诉我，要去阜新她的一个亲戚家，说：“矿上的工人中有些老光棍，到那比在你们这大城市好找”。这个求熟人找来的保姆，本以为能可靠又省心，不料，不但没省心省事，还为她操了不少心。
那几年，我们先后找了三个保姆，都是由熟人介绍来的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