桂珍说话做事，都很温和，有一口头语，总好说“真逗！”随着岁月的增长，我女儿的智力也在不断增进，不断会些新招，比如会说话后，经常说些不完整的句子，外加些比手划脚的动作，她站在一旁，就会高兴地说：“看这孩子，真逗！”
我到沈阳3个月以后，二女儿降生。当我把二女儿抱回家之后，不满两周岁的大女儿，好象有种失宠和忌妒的心理。那天，她坐在我身旁，绷着小脸，一点笑容没有，瞪着一双黑亮的大眼睛，目不转睛的看着妹妹。桂珍站在床前，问她说：“妹妹好不好？你喜欢不？”她没有任何反应，也不抬头看我们，在我们都没有防备的一瞬间，她举起右手，“啪”的一声，照着妹妹的脸正中拍下去，正紧闭双眼熟睡的妹妹“哇”的一声哭叫起来。我非常紧张地说：“哎呀！你这孩子，怎么打妹妹呢！”我这一句，她也哇地一声哭了起来，好象十分委屈。桂珍赶紧把我大女儿抱起来，连声说：“快来，阿姨抱抱，净怨我，净怨我！”好象她的孩子把别人家的孩子打了，她在自责，这就是她的责任心的表现。
每一个星期六，我们都把儿子从托儿所接回家，星期一早晨再送回托儿所。有时，我们下班前，桂珍就主动抱着大女儿，到托儿所把儿子接回来。有一次，星期天，我教儿子认识地图，对他说：“地图上，一个颜色就是一个省。”然后，我指着辽宁省的地方对他说：“这块兰色的地方，就是我们住的辽宁省。”接着，又指一块粉红色的地方，告诉他：“这个地方是山东省，就是你爸爸的老家，你爷爷住的地方。”没想到，这孩子看着我，眨眨眼睛，表现出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态：“啊！我爸爸原来不是中国人哪！我说他说话那个调呢！”坐在一旁的桂珍，立即笑得前仰后合，又是那一句“这孩子，真逗！你爸爸咋不是中国人呢？”
大女儿两周岁以后，有一天，桂珍很神秘地对我说：“看收发室的老金，要给我介绍个人，是工人，你说我能答应不？”“你不见人，怎能答应？”我提醒她。过几天，她又说：“老金说的那人不行。”接着又说：“陈大娘（一位同志的母亲）要给我介绍一个，也是工人，我想看看。”我表示同意和支持。几周后，她告诉我：“我和那人见面了，他挺老实，是山东人，他愿意，我看也行。”从此，她开始谈恋爱。半年之后，她决定结婚。我将大女儿也送去托儿所。她结婚的时候，我送给她一些床单、枕巾、暖水瓶之类的家庭用品，她把这些东西，当做我给她的嫁妆，并把我当成娘家人一样对待。婚后，经常回来，看看我和孩子。她还把我送给她的我全家人的合影，当成自家亲人，多年一直挂在墙上。
那些年，桂珍对我老伴遭受极左路线迫害这件事，一直想不通，常偷偷对我说：“你说，X台长那人多好，咋还挨整呢！”困难时期，孩子逐渐都长大，因为家里的床和装衣服的箱柜都是使用公家的，人多箱柜少，衣服没地方放，就装在一个大纸箱里。后来，我老伴在他被贬去的那个工厂的工人，主动要给打个立柜，那几名工人和我们自己到处筹备木料，这件事让桂珍知道了，她让他在木材加工厂工作的丈夫，给弄来几根做柜立柱的方木，立柜很快打成了。
文化大革命期间，她得知我要去农村插队的消息后，立即登门看我，次日，一大早，又带上针、线、顶针等缝纫工具，急匆匆赶到我家，对我说：“我今天来，是要把你那件棉衣拆开，在上面再续一层棉花，农村需要厚棉衣。”就这样，她从早饭后开始，用一天时间，在我原来一件半大的棉外套上，加上一层棉花，晚饭前，她把为我赶制的那件厚棉衣的最后几针缝完时，疲惫地对我说：“你看，这件厚棉衣做得了，你走，我也放心了！”我在农村那些寒冷的日子里，穿上那件大厚棉衣，不只暖在身上，更暖在心里。
我在辽宁黑山县农村插队3年，每次回沈阳办事，都到她家去看看 ，每次去时，她都把自家凭票供应的肉蛋拿出来招待我，在饭桌上不断往我碗里夹菜“吃吧，你们在农村吃不着啥，咱们这也没有别的”，她感到很歉疚，其实，我已感动不已。我回城后，彼此也常有往来。
又过一些年，她因病做了一次大手术，我老伴也患脑血栓卧床，两家都有病人，彼此往来减少。几年后，我听到她住的那片地区开始动迁的消息，赶紧跑去，在剩下的少数尚未搬走的动迁户中，找到她儿媳妇，她告诉我，她婆婆手术后，身体一直不好，因动迁已搬到市内的北边。我让她给她婆婆捎个口信，说我去找过她，让她好好养病。此后，因我家有卧床病人，自顾不暇，便与她失去了联系，为此常常深感遗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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