桂珍，是带我大女儿的保姆，她是个非常重情重义的人，我们之间的关系，形同姐妹。
   
    1953年以后，我在热河群众日报社工作。这年的下半年，我爱人从承德调到沈阳工作，我住在报社的职工宿舍里。在我们报社的大院内，临街的一栋楼是办公室，办公楼后面的院里，一排排平房，是职工宿舍。当时，这片家属区里，有10多个保姆，每到星期天，男女职工带领自己的孩子去逛离宫（避暑山庄），在家的那些保姆，陆续走出家门，她们怀里抱着一堆准备洗的床单、衣服，手里拎个小板凳，到了水房前，各自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坐下，开始洗衣服。大家都到齐了，就一边洗衣服，一边东拉西扯，唠家常，讲故事。那时，很少有人背后议论对雇主不满意的牢骚话，大家都互相关心，和气相处。当他们洗完衣服后，都有说有笑，心情舒畅地各自回到她的雇主家去。
   
    1954年元旦过后，报社的领导通知我：“为了解决职工的两地生活，领导决定，最近要把你调去沈阳工作”。消息很快传开。这时，我自己对保姆的事还没来得及考虑，星期一的早饭后，照料我大女儿的保姆刘嫂对我说：“昨天，我们大家在外面洗衣服的时候，好多人都知道你要去沈阳工作了。晓光（一位蒙古族同志）家的保姆林桂珍和我商量，要跟我换工作。她愿意去大城市，要跟你去东北，让我去看晓光那个孩子，你看行不？”她看我没立即回答，就又补充说：“我家上有老，下有小，不敢去那么远。”我说：“我得听听晓光的意见，不然，不等于挖人家的墙角吗？”刘嫂赶紧说：“我们不是偷着商量的，她告诉我之前，已经跟晓光说了。”过了两天，我与晓光见面，我们大家在一起协商，四方都同意，林桂珍来到我家，刘嫂去了晓光家。
   
    说来也巧，春节前，电台一位同志要到沈阳开会，我带着桂珍和两个孩子，一路上，在他的热心照顾下，由承德来到沈阳。安顿下后，儿子被送进幼儿园，我上班工作，桂珍在家里照料我大女儿。
   
    23岁的桂珍，是个性格温柔的人，说话轻声细语，为人随和，从不发火。她家住承德农村，原有一桩家庭包办的婚姻，婆家是富农，据说土改时，有过“反攻倒算”的罪恶，后来，被人检举，她公公和丈夫都被抓进监狱，她因刚结婚不久，夫妻没啥感情，就此脱离了婚姻关系。到了沈阳，没人再议论这事，她心情非常舒畅，又无家事牵挂，全力以赴做好保姆工作。她对待我大女儿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尽心和耐心。论年龄，桂珍比我小，但却象个比我年长的人，给予我一些关心和照顾。她曾对我说：“咱都是从承德来到这个大城市的，也没别的熟人，你就安心上班工作，家里的事和孩子你不用操心，我能照顾好。”听了她的话，让我有一种非常轻松亲切之感。
   
    当时，我们机关食堂很大，除了职工，连家属都在食堂吃饭，平时，我们就在机关食堂吃饭，只有周日才在家里自己做，等于改善生活。每到星期天，我们一同去逛公园，一同上商店采购。回到家又一同做一同吃。我们相互之间，说话、做事，都很随便，她对我称全名，我对她叫桂珍。承德人绝大多数说话是京腔，还有许多方言土语和习惯语言。有一次，她抱着我大女儿跟我一同去一个合作社，也就是今日的副食商店给孩子买些饼干、水果之后，我们又到一个卖肉蛋的柜台前，准备买点肉和鸡蛋。桂珍向营业员问：“白果多少钱一个？”那位营业员抬头愣愣地看看她，然后，冷冷地说：“我们这没有白果。”我赶忙解释说：“我们刚从热河来到沈阳，原来我们住的地方管鸡蛋叫白果。”那营业员已感到我们象是从乡下进城的，就轻蔑地说：“鸡蛋哪有论个的，6毛8一斤。”桂珍被顶撞和讥讽后，胆怯地对我说：“这个大城市和咱承德就是不一样，管白果非得叫鸡蛋，还不让单个买，一斤那么贵！”又说：“今天你要不来，她们都不能搭理我。”我安慰她说：“你不用怕，慢慢习惯就好啦！”
   
    承德，地处塞外，虽历史悠久，但作为一个城市来讲，却仅有200多年的历史，它是伴随着避暑山庄的兴建而形成和发展的。就整个热河地区来看，就显得经济上落后，生活上土气。那个时候，热河省境内的交通不方便，物价较低，承德的鸡蛋是几分钱一个，热河省北部进入草原地区，鸡蛋才1分8厘一个。所以，桂珍听到鸡蛋6角8分一斤，吓了一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