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夏，我的第一个孩子降生，这一年，我开始雇用保姆。
说到这，必然要提到我用这第一个保姆之前的工作、生活情况。
1948年，全国解放前夕，我在冀察热辽新华广播电台工作，驻地是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境内。那一年的年底，我们单位接到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的指示，要求我们去刚解放的天津市，接收天津广播电台，我们一大群年轻人，在几名年龄稍长的领导率领下，立即连人带无线电器材，乘坐几辆大马车，迎风冒雪，昼夜兼程进了关，驻在河北省境内的唐山市和玉田县之间的农村待命。正在大家兴高采烈之际，不料，又接到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令：“冀察热辽新华广播电台全体人员返回东北，前去组建热河人民广播电台。”就这样，我们全台人员于1949年的新年前夕，开进第二次解放的承德市（第一次解放是1945年，日本投降后，从延安开进东北的共产党人接收了伪满洲国的承德放送局。几个月后，被国民党占领）。
到承德后，我在新组建的热河人民广播电台做播音员。
承德市位于河北省的东北部，是一座风景秀丽的山城，四周群山包围，市区形成一个小盆地。盆地南面是市区，北部是闻名中外的避暑山庄。当时的承德市街道都是土路，市区内由深沟低坡组成。街道以沟命名的居多，如张家沟、李家沟等，沟内沟外，坡上坡下，一片片青砖瓦房，还有许多小四合院，基本没有楼房。比较耀眼的就是建在市区北部的清代避暑山庄，又称离宫。五星保姆
依山庄远眺，有棒槌峰和鸡冠山等千姿百态的景观。山庄外周，排列着溥仁寺，普陀宗乘庙等雄伟宏大，形状独特的外八庙，一幅辉煌壮丽的动人画卷，呈现在我们这些外乡人眼前。
我们广播电台就建在坡上，大家习惯地称为“山上”。职工宿舍却在坡下名为温家沟的沟里，是租住一户杨姓回民家的四合院的一部分。
四合院内的后排西侧三间，杨家老夫妻带领一个女儿住，进门的前排和东西厢房全租给广播电台，做职工宿舍和厨房、食堂用。我的宿舍，也就是我们的小家，在后排东头的一间房里。所说家，实际就是我们夫妻俩单有一间屋子。一铺炕上，两套被褥，一个木箱和一个皮箱，其他一无所有。我们进了刚刚解放的城市，老百姓能主动把闲置房屋有偿让给共产党的工作单位住，也表现了群众对共产党的拥护和支持。
房东的男主人杨大爷，为人忠厚，言语不多，家中事由老太太当家。当年，老太太杨大娘也就五十开外，个头略高，人微胖，善良、泼辣，办事果断，腿勤，行动快。每天，像我们四合院里的老管家，与我们单位的所有年轻人接触密切，大家都亲切地叫她杨大娘。
热河人民广播电台是共产党在进入这座城市的同时，新组建的宣传机构。当时，全台人员刚进入一个新解放的城市，工作特别紧张，我和我爱人无暇顾及自己的私事，又加上我们当时都年轻，对生活没有经验，也没有听取过医生对生育方面的明确指导。就在这个夏初，我们在没有思想和物资准备的情况下，儿子要降生了。
按理说，家中添人进口，本是件大喜事，可是，我和我爱人不知所措的慌乱之极。两天前的那个星期天，我还和几名男女青年去逛离宫，游外八庙，兴致勃勃地爬山坡，登庙台。两天后的一个凌晨，我突然肚子疼，起初，我还以为是吃东西不合适，不料，越来越阵痛难忍，我爱人见状赶紧起来，穿上衣服，急忙去找一对日本夫妻。当时，电台里有几名抗战胜利后留用的日籍无线电技术人员，酒井重作就是其中之一。酒井和他夫人也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，和我们都是同龄。只不过年龄稍长于我们。酒井本人是一位纯朴的知识分子，对共产党交给他的工作很热心，对中国人很友好。他的夫人妇志枝，一个典型的贤妻良母，与人说话先鞠躬，对方与其对话，她就一再点头“哈矣，哈矣”地答应。他们有一个不满两岁的儿子。夫妻俩都是热心肠。他们闻讯后，立即帮助请来市医院妇产科的主任、日本人中村秀雄，上门来为我接产。大夫听我叙述后，认为我活动多，导致提前分娩。当天下午二时，儿子顺利降生。妇志枝用我的一块盖床用的旧花布，赶做了一件日本和服式的婴儿服，给儿子穿上。房东老太太杨大娘，也闻讯前来帮助照顾生活。电台总务科的工作人员，不知从哪弄来几块木炭和一个小铁皮炉子，杨大娘给拿来点小米，熬了一锅小米粥。这顿饭之后，杨大娘和妇志芝又张罗下一步的事。就在这时，传来消息，总务科要往上面打报告了。
因为我们所有职工都是享受公家给的“供给制”待遇，吃、穿、用全由公家包下。所以，第二天，管后勤工作的总务科工作人员给我送来公家发给的一丈白布，告诉做婴儿尿布用，又给我10斤细粮，还通知我们说“政府那边说，今后可以找一个保姆”。杨大娘听说公家可以出钱给雇保姆这事，就热心地说：“我帮你找个合适的人来帮你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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